[原創]論單方撤銷夫妻共同贈與的效力/嚴靜波

發布日期:2017-10-30   |   點擊率:

論單方撤銷夫妻共同贈與的效力


文/嚴靜波


一、引  

隨著社會財富急劇增長,人們生活富裕程度和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越來越多的家庭夫妻雙方選擇在婚姻關系續存期間,會將共同共有的財産贈與子女或者其他家庭成員等第三人。然而,在夫妻共同贈與之後,經常發生贈與方其中一方反悔,希望撤銷原先的贈與,然而夫妻另一方表示不同意撤銷贈與合同或者不表示撤銷贈與合同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一方是否有權撤銷雙方共同贈與合同是當今司法實踐中具有分歧的一個問題,有大量同案異判的現象存在。

本文將立足于司法實踐,通過對典型案例的梳理,分析總結出單方撤銷夫妻贈與審判思路,從而統一司法標准、減少同案異判的發生,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司法裁判的權威性。

二、單方撤銷夫妻共同贈與合同的裁判立場

有些審判法院認爲在夫妻共同贈與後,單方有權撤銷整個贈與合同。比如在“于世浩與于夢贈與合同糾紛案”中,原告于世浩將與第三人孫盛蘭共同共有的房屋贈與女兒于夢後,又因爲女兒不再讓其居住並打罵原告,原告請求法院撤銷房屋贈與合同。然而,于世浩妻子即第三人,不同意其丈夫對共同財産的撤銷贈與,主張原告對房屋屬于共同共有,而不是按份共有,任何一方不能單獨撤銷。法院認爲,對共同共有財産的處分需要全體共同共有人同意,現原告不同意將房屋贈與被告並主張撤銷,撤銷的是贈與合同,而不是原告在訴爭房屋中所占有的份額。

在“黃梅林與傅啓堅贈與合同糾紛案”中,傅小財、黃梅林將轉讓其二人按政策享有的土地所得的錢款平均分配給傅啓堅、傅啓和,之後傅小財死亡。黃梅林因傅啓堅未盡贍養義務而主張撤銷贈與。被告認爲,該贈與是傅小財、黃梅林夫妻雙方共同作出,現傅小財已死亡,雙方共同的意思表示黃梅林不能單獨撤銷。法院認爲,黃梅林有權因傅啓堅未盡贍養義務而主張撤銷贈與,故撤銷的法律後果及于共同贈與行爲。

有些審判法院認爲在夫妻共同贈與後,單方有權撤銷贈與合同,但是僅限于自己的份額,無權處分他人的部分,所謂撤銷部分贈與合同。在“覃素蘭、蘭玲芝與蘭智丹合同糾紛案”中,原告蘭智丹與被告覃素蘭經人介紹再婚後,達成協議:由蘭智丹單方出資建房,並于樓房建成後,將房屋權屬分爲三等份,覃素蘭、蘭玲芝(譚素蘭與前夫所生女)與蘭智丹各擁有一份産權。後蘭智丹與覃素蘭因爲生活瑣事發生爭吵,蘭智丹提請訴訟,請求撤銷蘭玲芝擁有的一份産權和當雙方去世後上述房屋歸蘭玲芝及其子女的條款。審理法院認爲,依據《合同法》第186條第1款規定,贈與人在贈與財産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因此,原告蘭智丹在房屋未辦理登記轉移爲被告蘭玲芝共有手續時,有權撤銷贈與合同,但本案屬于夫妻共同贈與的行爲,故蘭智丹僅有權撤回自己名下50%的份額(房産的六分之一)。二審維持原判。

有些審判法院認爲在夫妻共同贈與後,單方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限,無權撤銷贈與合同。在“張某與被告劉某、第三人劉某甲贈與合同糾紛案”中,原告張某訴稱,原告出資給被告購買住房一套,後又原告出資對房屋進行裝修,然後原告父母在該房中居住期間,被告對原告父母及姐姐有毆打行爲,嚴重侵害了原告及其近親屬的人身權益,故起訴要求撤銷原告贈與被告的購房及裝修款。法院認爲,視爲原告及第三人的共同贈與行爲。現原告單獨行使撤銷權,需經共有人同意,但在該案中第三人明確表示不同意撤銷贈與,故原告不能單獨行使撤銷權。

三、單方撤銷夫妻共同贈與合同的法理分析 

(一)單方撤銷夫妻共同贈與合同的價值考量 

根據《婚姻法》第17條的相關規定,夫妻財産制分爲法定財産制和約定財産制兩種。法定財産制明確了夫妻雙方在未作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情況下,在婚姻續存期間所得的部分特定財産屬于夫妻共同所有。因此,夫妻共同共有實際上包括法定財産制下特定部分財産共同所有和約定財産制下共同共有的情形,這也是本文討論共同贈與行爲的前提範圍,即贈與財産標的應當是共同共有的財産。

夫妻共同贈與本來在生活中的形式並不固定,法院在司法實踐中對該行爲也存在不同的理解,有的法院最終根據贈與合同進行判決可撤銷該贈與,也有法院根據“夫妻財産約定”將其進行認定。因此,要解決撤銷夫妻共同贈與的糾紛,首先應厘清這種夫妻共同“贈與”的性質。我國現對于夫妻財産約定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婚姻法》第19條中,該條明確了約定的三種形式,即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依據此規定,關于我國《婚姻法》第19條,學者一般有以下理解:(1)大多數學者認爲該條限定了夫妻財産約定的三種形式,其中並不包括夫妻雙方將財産贈與第三人的情形,因此夫妻共同贈與不屬于該條中的夫妻財産約定。(2)也有學者認爲《婚姻法》第19條屬于獨創式的約定夫妻財産制,其表述的範圍應當涵蓋了夫妻財産歸屬的所有情形。因爲從該條規定中並不能得知哪些財産屬于共有、哪些財産屬于分別所有,因此該條的夫妻財産約定應包括夫妻財産可以約定的任何形式。筆者傾向前者,既然法條明確對夫妻財産約定的形式做了規定,那麽其中明顯不應該包括雙方贈與第三人的情形,因此夫妻共同贈與不屬于夫妻財産約定。

對于夫妻共同“贈與”,作者在查詢大量案例後,總結發現在現實中夫妻對共同共有財産“贈與”協議一般有兩種形式:(1)在“贈與”協議中表述爲由夫妻雙方和某個受贈第三人共同共有,在這個表示中,當事人一般采用“約定”一詞,且不對贈與的份額作出明確分割的意思表示。如在“張傑與張微微的撤銷贈與糾紛案”中,當時人表述爲“張傑、張會香及張微微登記爲該房屋的共同共有人”。(2)當事人夫妻明確在協議中表示將特定財産贈與第三人。在這種表示中,當事人明確了贈與關系,對財産範圍有明確的規定,且表示自己在贈與之後將脫離對贈與物的控制的意願,受贈人亦有接受贈與的意思表示。如在“于世浩和于夢贈與合同糾紛案”中,雙方在簽訂的贈與合同中表明夫妻雙方自願將煙台市某房産贈與被告,被告自願接受原告和第三人的贈與。對于這兩種不同的“贈與”表現形式,筆者認爲究其性質還是有區別的:(1)兩個協議訂立主體不同。前者主體爲夫妻雙方;而贈與合同是一方無償轉讓財産,一方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主體雙方當然爲贈與人即夫妻雙方與受贈人。(2)兩者意思表示內容不同。前者主要意思表示內容側重夫妻雙方就基于身份關系下的財産進行分配;而贈與合同主要側重對外考慮對受贈人的利益,其中夫妻雙方作出的共同贈與意思表示是對外贈與的前置條件。因此,夫妻共同贈與性質的認定需要結合協議的具體內容,不可將所有類似協議全部直接用贈與合同的思路處理。若是夫妻雙方明確贈與的意思,排除並脫離自身對共有財産的控制,這才能構成討論單方是否有權能撤銷共同贈與合同的前提;而若是夫妻雙方約定爲三人共有,短時間內也並沒有對這種共同共有關系下的財産有分割的打算,贈與人也無願意脫離對贈與財産的控制權,那麽筆者認爲該協議並無將財産按照合同法意義上的贈與將所有權轉移給受贈人的意思,第三方只是獲得一個與“贈與人”夫妻雙方持續性共同共有的狀態,若當事人無離婚分割的打算,還是獲得不了實質上財産性的權利,這並不是財産法意義上的贈與行爲。

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夫妻雙方行爲以物權改變爲內容,看似是一種贈與行爲,但贈與人實則無脫離贈與物控制的意願。而該行爲又與夫妻雙方身份關系密不可分,以夫妻關系存在爲前提,與一般情況下的財産法意義上的處分行爲具有很大的差別。張作華先生認爲身份行爲可分爲純粹身份行爲和身份財産行爲兩種。純粹身份行爲是以親屬身份建立、消滅爲目的的法律行爲;而身份財産行爲是以設立、消滅親屬間財産關系的法律行爲。筆者認爲前者行爲就是這種身份財産行爲。這種行爲一經作出立即發生物權變動的效果,由此區別于一般贈與。這種行爲有以下特點:(1)該法律行爲的效力基于于身份關系。在身份財産行爲中,合法的婚姻關系是身份財産行爲有效的前提。(2)身份財産行爲雖以財産爲內容,然而更受到人身性的制約。

基于以上所述,若是當事人僅僅將協議約定爲一個夫妻與第三方共同共有的狀態,應當優先適用《婚姻法》,只有對于《婚姻法》規定未盡之處,才可以補充適用《合同法》的規定,因此不能適用《合同法》下贈與合同撤銷條款的思維去解決該類問題。

(二)法定撤銷權和任意撤銷權對撤銷夫妻共同贈與合同的差異

根據《合同法》第186條和《合同法》第192條,我國法律對法定撤銷權和任意撤銷權作出了區分。該兩種撤銷權行使的條件不同:(1)任意撤銷權適用于財産權利轉移之前,法定撤銷權可以適用財産權利轉移之後。(2)兩者行使情形不同,法定撤銷權只適用于嚴重侵害贈與人、對贈與人不履行撫養義務等特定情形,而任意撤銷權只要不存在經公證、道德上或者公益的贈與,就可以自己的意思表示撤銷該贈與。(3)兩者行使期限不同。任意撤銷權應在財産權利轉移前撤銷,而法定撤銷權應當在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原因之日起一年內行使。(4)行使主體不同。任意撤銷權由贈與人行使,而法定撤銷權可在贈與人死亡或者喪失民事是爲能力時,由繼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

任意撤銷權和法定撤銷權相輔相成,有機結合,共同構成了我國贈與條款的撤銷體系。然而這兩種撤銷權對贈與人保護需求的程度不同,體現在行使期限上。任意撤銷權要求在財産權利轉移前行使,而法定撤銷權在財産權利轉移後仍可行使。可見,當贈與人權利受到嚴重侵害或者重大不公時,法定撤銷權更進一步地提供有效手段維護贈與人權利,是任意撤銷權的補充。在夫妻共同贈與中,單方對夫妻共同贈與的撤銷權也因屬于任意撤銷權或者法定撤銷權而有差異區分。任意撤銷權存在的法理基礎是爲了維護贈與人過于嚴苛的義務和贈與人和受贈人之間不平衡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在夫妻共同贈與中考慮到其身份性因素,應當限制任意撤銷權的適用。但是在法定撤銷權中,若發生類似于受贈人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不履行撫養義務的情形下,這時對贈與人人身和財産權利的保護需要遠遠超過對身份關系保護的需要,不應該再受到夫妻共同意思的限制。

(三)欺詐、脅迫等意思表示瑕疵對單方撤銷夫妻共同贈與合同的影響

當今社會,“欺詐性撫養”的現象層次不窮地出現,挑戰著社會道德的底線。隨著如今社會財富急劇增長,越來越多家庭在家庭收入增長的同時會把自己的財産提前選擇贈與子女,“欺詐性撫養”即是發生在這種前提下。當事人一方基于對自己親生兒女的親緣關系將財産贈與“子女”,之後又排除“子女”對己方的親緣關系,這個時候單方是否有權撤銷贈與以及撤銷的範圍成爲了解決糾紛的關鍵。

根據《民法通則》第55條、第58條、第59條中,當事人有權以重大誤解、公平、欺詐、脅迫或者乘人之危爲由行使民事行爲的撤銷權。在以上的情形之中,贈與人的意思表示出現了瑕疵,贈與人對贈與的標的、性質或是贈與的象産生了誤解,表現出來的行爲以及其結果與自己內心的真實意願産生了偏差,那麽就影響到了民事行爲的有效性,視爲可撤銷可變更的民事行爲。

意思表示瑕疵的規定體現在《民法通則》中,因此對整個民法行爲的適用具有總括性。無論是《婚姻法》還是《合同法》都是我國民法體系重要的組成部分。除非身份法上有特別規定,否則意思表示瑕疵的規定對于身份事項或者財産事項都應同樣適用。因此,無論是夫妻之間達成共同贈與意思表示的協議還是對外贈與第三方的行爲,都應該具備完整且真實的意思表示。《民法通則》的內容對民事行爲具有普遍適用性,如果當事人作出民事行爲時意思表示不具備真實性,那麽則不符合民事行爲生效的要件。

與任意撤銷權相比,基于意思表示的撤銷權屬于形成訴權,需要通過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才能行使,而基于《合同法》第186條和第192條的撤銷權是單純形成權,贈與人可以直接以意思表示直接行使,無需通過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撤銷。

(四)離婚協議中贈與條款的效力

離婚協議是夫妻雙方就自願離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對子女撫養、財産分割、債務清償等問題所達成的協議。在現今司法實踐中,越來越多的當事人會對在離婚時對夫妻共同財産作出安排,在夫妻關系終結時候,在離婚協議中將財産約定爲子女所有。然而之後一方又基于生活壓力、再婚情況或者子女對其態度和贍養情況希望撤回該之前對子女的“贈與”。事實上,該離婚協議中贈與條款撤銷爭議就是單方撤銷夫妻共同贈與一種特殊的形式,本質上也適用單方撤銷共同贈與的解決思路,當然離婚協議中的贈與條款也有其特殊性。

離婚協議從內容上兼具身份性和財産性,具有混合性。離婚協議因其基于高度的人身性質,法律將其視爲婚姻家庭法調整的範疇,仍屬身份性協議:(1)離婚協議以終止婚姻關系爲前提,婚姻關系的終結在離婚協議中占據主導作用。(2)其他類似財産分割條款、債務清償條款是附隨于終止婚姻關系的目的。本文認爲,夫妻雙方在離婚協議中的贈與條款與離婚行爲密不可分,與夫妻雙方的人身性、對子女未來生活的安排息息相關,應與離婚行爲一起共同被視作一個整體,不可將離婚協議中的贈與條款單拿出來作撤銷。

離婚協議因其典型地兼具人身性和財産性,因此在處置尤其特殊性和複雜性。首先,在離婚協議中的贈與條款尤其特殊的目的性。在離婚協議中,雙方當事人都是以終止婚姻關系爲前提而做出相關的民事法律行爲,該行爲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單純意義上的贈與行爲。有時當事人達成贈與的合意只是爲了促進離婚進程,在這個過程中某些條款可能並不是完全自己本意,很多情況下可能是爲了加快離婚進程對財産分割條款做出一定妥協和讓步。若是放在一般的協議中當事人並不會作出這樣的讓步,因此離婚協議帶有特殊的目的性和人身性。毫無疑問,因爲離婚的法律後果是不可撤銷的,如果贈與行爲帶有可撤銷性,將給當事人帶來“人財兩失”的後果,違背立法本意。其次,在離婚協議是在夫妻雙方綜合考量下做出的決議,其中包含對雙方未來生活的期望和對子女撫養教育的安排,表達了夫妻雙方對子女寄予的希望和關照。該協議中包含其人身性質和道德性質遠超過財産性,不宜隨意適用財産法上贈與合同的撤銷權。最後,民政部門登記離婚時達成的財産分割協議中所涉及的贈與條款,與終止婚姻關系的目的密不可分,其中的贈與條款與其他協議中的子女撫養條款、財産分割條款、債務清償條款應當和整個離婚協議做整體統一對待、整體考量,除非離婚協議因欺詐、脅迫等原因被撤銷,否則一般不可將離婚協議和贈與條款分開考量,將贈與條款拿出來單獨撤銷。 正如2015年12月4日,最高院公布的婚姻家庭糾紛典型案例中“于某某訴高某某離婚後財産糾紛案”所描述,離婚協議中共同財産分割、子女撫養教育的相關條款互相影響、互相制約,應當從整體考量,不可單獨處理。若允許一方反悔,則不利于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助長不良風氣。因此若無夫妻另一方同意,單方無權撤銷贈與條款。

根據《婚姻法解釋二》第8條、第9條規定,當事人在離婚後反悔離婚協議中贈與的,人民法院不宜支持其訴求。因爲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適用規則,該法條應當優先適用。

基于以上所述,離婚協議中的贈與條款並不是一個簡單財産意義上的贈與,即使該條款用了“贈與”一詞,但仍然沒有贈與合同的特性,不宜用《合同法》上撤銷條款解決此類糾紛。因此,在離婚協議中贈與條款的撤銷應當排除《合同法》中任意撤銷權的適用,不可用《合同法》第186條撤銷離婚協議中的共同贈與。

四、單方撤銷夫妻共同贈與合同的處理建議 

對于解決單方撤銷夫妻共同贈與的效力問題,首先還是應該從探究夫妻共同贈與的性質開始。筆者查閱了大量案例後發現,當事夫妻對于這種“贈與”行爲的表述通常有兩種形式:(1)在“贈與”協議中約定某項財産由夫妻雙方和某個受贈第三人共同共有。在這個表示中,當事人一般采用“約定”一詞,且不對贈與的份額作出明確分割。(2)當事人夫妻明確在協議中表示將特定財産贈與第三人。在這種表示中,當事人明確了贈與關系,對財産的範圍有明確的規定,且表示自己在贈與之後將完全脫離對贈與物的控制。對于這兩種不同的“贈與”表現形式,筆者認爲究其性質還是有區別的。

在第一種“贈與”協議中,夫妻與第三人未約定具體贈送的份額,也未有將此財産分割的打算,該財産也將不定期地處于這種三方共同共有的狀態。這種協議看似是一種贈與,然而當事人只能獲得一個共同共有的狀態,並無獲得實質上財産性的權利。因此,筆者認爲在第一類“贈與”協議中,事實上並不是一種贈與合同,不應該適用《合同法》第192條和第186條中所規定贈與合同的撤銷條款處置該類協議,應當直接適用《婚姻法》。

而在第二種贈與協議中,當事人明確將共有財産無償轉讓給別人,並作出願意脫離對該財産物權的控制,另一方也明確表示接受贈與,基于這種意思表示下所作的合同才能被看作贈與合同,這也是討論是否適用《合同法》中撤銷權的前提。

綜上所述在“贈與人”沒有打算離婚或者分割共同共有財産的前提下,沒有脫離對贈與物的控制的意願,筆者不認爲這是《合同法》意義上的贈與。因此該行爲無財産法調整的余地;而在夫妻贈與中則發生了身份法和財産法的競合,因此明確夫妻共同贈與的性質,是研究單方是否對夫妻共同贈與具有撤銷權的前提。

區別是否爲財産法意義上的贈與還是應當從贈與人的真實意志出發,從幾個方面作出判斷:(1)是否有贈與的意思。一般來說,在處置此類案件時,首先應當明確雙方簽訂贈與合同時的真實意思表示。在贈與合同中,當事人會明確以贈與的方式無償轉讓所有權,而非模糊表述爲“約定”。(2)受贈人獲得的財産是否具有獨立性。若是“受贈人”只是作爲“共同共有”狀態持續者之一且這種共有的狀態會繼續續存下去,這種共同共有份額是抽象的,在夫妻雙方身份關系結束前,這種抽象的份額也不會被明確劃分,則不應當被視爲財産法意義上的贈與。而在贈與合同中,贈與人應表明願意脫離對目的財産的控制,受贈人可以立刻獲得財産份額,不受身份關系束縛。(3)訂立的當事人是否爲夫妻雙方。前者主體一定是夫妻雙方分別作爲當事人,而贈與合同雙方當事人應該是贈與方和受贈方,即夫妻爲一方,受贈人爲一方。

 基于以上所述,在關于夫妻共同贈與中,單方是否有權撤銷的問題上,首先應當確認該夫妻共同“贈與”行爲在性質上是否應屬于《合同法》第185條所描述的贈與,即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産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若是當事人只將協議表述爲“約定”特定財産由夫妻雙方和受贈人共有,也無分割打算。筆者認爲,此種約定不宜認定爲贈與合同,應當直接適用身份法,行爲成立起發生物權轉移,因而不適用《合同法》上的撤銷條款。

夫妻共同贈與的撤銷請求權基于一般有二:(1)基于《民法通則》的規定,在發生欺詐、脅迫等意思表示瑕疵時,當事人有權請求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撤銷民事行爲。(2)基于《合同法》分則中第186條和第192條規定,適用任意撤銷權或者法定撤銷權撤銷贈與合同的權利。

前者一般規定于可撤銷民事行爲的撤銷權規定于《民法通則》第55條中、第58條、第59條中,主要是指因爲欺詐、脅迫、重大誤解等理由,而使民事行爲帶有意思表示上的瑕疵,就其民事行爲本身所擁有撤銷的權利。民事行爲的撤銷權被規定于《民法通則》中,對所有的協議具有普遍性,重在強調對當事人締約意思的保護,區別于贈與合同撤銷權對贈與人利益平衡的保護而獲得的任意撤銷權。因此,當贈與人因民事行爲具有意思表示具有瑕疵的時候,即使目標財産的物權已經發生轉移,贈與人也可以通過請求法院撤銷贈與。此時當事人對民事行爲的撤銷,使整一個民事行爲失去成立生效的要件,即夫妻共同共有財産處分缺乏夫妻一致真實、完整的意思表示,因此撤銷效力並不能限于要求撤銷方的份額上,而應當及于整個行爲本身。在日常司法實踐中,女方故意隱瞞子女與男方沒有血緣關系的事實,而使另一方誤解視爲其親生子女而養育長大,所引起的這種“欺詐性撫養”就是該種情形適用的典型。當扶養人基于是自己子女的本意而贈與受贈人財産後,若後經過親子鑒定排除血緣關系,扶養人自然有權以重大誤解爲由撤銷整一個贈與。

對于後者,即在夫妻共同贈與中,對于單方是否有權依據由《合同法》的贈與條款從而撤銷贈與合同,筆者作如下分析。首先,除了日常生活需要以外,夫妻對共同財産的處分需要取得夫妻雙方一致的同意。贈與作爲對處分的一種形式,需要夫妻雙方一致的同意。因作出共同贈與時是雙方共同的意思表示,而撤銷贈與作爲反向處分的一種形式,自然也應該得到雙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否則單方不能獲得撤銷的效力。其次,夫妻共同贈與中,無論是贈與方夫妻之間,還是贈與方與受贈方都帶著人身性、道義性,不同于《合同法》意義上的贈與關系,因此應該限制單方依據《合同法》中贈與合同任意撤銷權的適用。

五、結  語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人民生活水准日益提高,收入水平也隨之增長,人們對于婚姻家庭價值觀也呈現了多重理解,然而我國現行相關立法稍顯模糊,法官的法律適用、審判思路都有著明顯的不同,因此導致了單方撤銷夫妻贈與在當今的審判實務中産生這一系列的法律問題。因此,分析單方撤銷夫妻共同贈與中的法律關系、行爲效力,有利于統一審判思路,解決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混亂的問題,維護夫妻、家庭成員之間的和睦關系,維持社會的公平正義。

在現階段下,爲了減少司法爭議,減少同案異判的現象,應當讓法官的處置案件過程中有良法可依,做到情理和法理的統一,是解決司法實踐中同案異判現象的關鍵。立法過程中既要照顧到各方的利益平衡,維護各方財産利益,又要考慮到夫妻婚姻關系中的人身屬性,方能彰顯中華民族對公序良俗和和諧婚姻家庭關系特殊的尊重和維護。其中,司法解釋的出台和完善是緩和立法模糊的有效措施。司法解釋要遵循夫妻財産制基本邏輯,符合我國夫妻財産制立法基本價值取向,從而維護安定有序的婚姻家庭關系。

本文正是希望通過對單方撤銷夫妻共同贈與案件的法律適用分析研究,統一司法標准,維護司法審判權威,實現審判效果與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讓法律真正成爲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保障。